论幸福观的历史文化构建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幸福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就是说，幸福是快乐舒适的心灵感受，是对生活价值的评价。有人说幸福很简单，快乐加意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满足幸福感的需求条件。选择哪些需求来满足才能形成幸福感，这是幸福观的问题，幸福观是指人们对人生幸福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否感到幸福幸福观很重要。比如市场经济极力创造物欲需求的主张使得人类虚荣心膨胀，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消费欲望的无限扩张，由此构建的幸福观影响了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导致财富增加了，幸福感并没有增加。今天强调幸福感一方面说明人们更加关注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说明人们在幸福观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认识偏差。现代人如果不能克服天性的贪婪，失去了精神的淳朴，再多的财富增长也不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幸福观直接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知，所以幸福感是通过幸福观被构建的。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幸福观,即快乐主义和完善论的幸福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思潮的涌入，长期被禁欲的普通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方快乐主义幸福观，我认为其对今天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完善论的幸福观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没有快乐主义幸福观的影响大可能跟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有关。而基于不同文化的宗教情怀对个人幸福观的形成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印度、西藏这些地方的人们虽然贫穷但幸福感似乎更强。我不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幸福观是怎样被构建的呢？需要是怎样被构建的呢？它又是如何影响了幸福感的高低呢？有些需求的满足确是作为人的生存之本，比如基本物质需要、安全需要；而有的需要是社会文化历史的构建。比如物质的富裕感、公平感、归属感、自豪感。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来源于个人的内在需求的满足感。选择哪些需求来满足来源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是通过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形成的对幸福的认识来决定的。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幸福觀，不同行業、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釋。但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才不会被社会的所谓流行价值观左右。就拿婚姻幸福而言，我认为婚姻中重要的是舒服自在。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婚姻幸福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而任何一个时代婚姻的选择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女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都难免受那个时代的价值倾向的影响。我妈妈那一代流行要找家庭出身好的军人，今天有人公开宣称“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人们对物质性资源占有的过度关注，对婚姻生活的本质缺乏思考。但生活最终会回到它的本质上，那时这些当年带着功利目的用流行价值倾向选择配偶的人也许就会发现价值判断的失误。男人和女人是否能组成一个幸福家庭最后只剩下一个核心标准那就是是否合适，是否匹配，包括身心两方面是否和谐。
从每个个体而言，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的东西也会变化。青年人喜欢火热、浪漫、丰富的生活。年长的人就不追求刺激了，反而追求宁静的、和平的生活，幸福最好就是岁月静好无纷扰。通过我们的个人经验来观察，使人能够充分满足的幸福并不是一种人们可以渴求的生活状态，幸福永远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人具有超越动物本能的各种高级的社会需要，有一种支配自己生活和命运的需求和成功的目标，幸福孕育在对目标的追求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幸福其实是一种边际效益在达成目标的特定时刻的最大化满足。对每一个个体生命而言，幸福观的形成是个人生活历史的积淀，也是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其生活的现实处境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和教育背景，大的社会环境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都息息相关。总的来说，人们的幸福观的形成取决于人们的现实处境、精神追求和灵魂归宿，是个人历史文化和社会历史文化的构建。
接下来我想从文化心态的视角反思一下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构建中存在的信仰缺失问题。当前我观察到一个问题，西方的快乐主义幸福观与中国人信仰缺失结合在一起破坏力超强。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灵魂何处安放如何寻找到心灵的家园是中国人普遍感到的困惑。灵魂的自在与宗教信仰有关。有人将当下这种道德失范，追求物欲满足的世风归结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中国人不怕下地狱。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去拜佛是求现世的利益，而西方人去忏悔是求来世不下地狱。从宗教情感来分析确实可以发现西方人更相信彼岸，更相信某些形而上的东西。中国人更重视现世的生活感受，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有弹性，原则性不强，所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常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仕途顺利时“齐家治国平天下”，失意时则容易退回到老庄的逍遥世界享受人生的快意闲适。而西方的基督教更强调规则，更执著于精神价值的追求。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是带有原罪的，所以今生你要规范现世的行为。西方精神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自由精神，这是西方民主与法治发展的基石，也是一切科学、艺术、宗教得以进步的基础条件。我常想是因为中国人从来缺少信仰自由的土壤从而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缺少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信仰，还是中国人文化基因里本身就缺少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爱因斯坦在《信仰自由》里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幸福观。爱因斯坦从不追求舒适和奢侈，但他以为人类贡献自己的科学才华为福，并带着宗教感情追求美和崇高。我读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定义：“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我发现爱因斯坦的幸福观与古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提倡的东西有着天然的联系。完善论的幸福观其实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的日用伦理实用主义实在发达，为了现世的幸福生活，中国人无论对老祖宗的东西，还是西方的东西都是采用简单拿来为我所用的态度，急功近利地发掘其对生活有用的现实价值。目前国人功利性太强产生太多粗制滥造的垃圾，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小到食品垃圾，大到建筑垃圾，高到学术垃圾。西方文化中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真正的珍宝还没有被人们从内心认同并实践。西方文化中具有一种创造性破坏，鼓励竞争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对市场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东方文化中庸包容的和谐思想有利于形成秩序和节制。中西方文化各有不同，但人类文明应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值得遵从。我们必须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的先进理念，扬弃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异化，建设多元互补、相互宽容、开放互动的文化生态。当务之急是改造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心理痼疾，重建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凝集社会民心，才能真正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城市。
哲学教人思考，作为一个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在幸福观形成中的一段心路历程更让我明白理解幸福观的历史文化构建对提升个人幸福感的现实价值。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感到不幸福，是因为我看見很多的问题，而我沒有办法去改变。我的生活状态非常安定，但我的心却不得安宁，经常能感到自己内心的冲突。因为不能静下心来，我曾经读过仓央嘉措的《问佛》，有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我问佛：如何能静？如何能常？ 佛曰：寻找自我。 我问佛：世间为何多苦恼？ 佛曰：只因不识自我。” 我在寻找自我的途中发现两个自我，灵魂之我享受孤独，喜欢彼岸形而上的一切，淡化人生；而意志之我，青春岁月受存在主义思潮影响至深，相信存在即选择，要对每一个选择负责，勤勉认真，对每一位身边的亲人朋友尽责。 灵魂之我的梦想和意志之我的理想差异是如此巨大：灵魂之我追求永恒，而意志之我追逐利益。我研究生读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后来又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作为一个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了尘世的幸福总试图去消解内心的冲突，但我找不到一条可以让灵魂的我和意志的我合二为一的路径。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钱捷教授的《西西弗及其他——对于“超越性”的一种文化反思》一文，其中写到“有无因为超越性与人的有限性的张力而导致的背谬感，区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我觉得颇受启发。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看到钱教授非常谦虚地说的一句话“我想到一个词：境界，或许从其中能够开出一条道路来？”他认为“境界”可能就是那个东西，“能够将超越性拉到人间，又同时保持住超越性的那种崇高，至上、普遍和完满”。“境界”这个词作为解决二律背反荒谬感的处方，象一股清泉涤荡了被世俗的欲望蒙蔽的心灵，让灵性的光照进来，我觉得自己的心豁然开朗了，当时真的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哲学教人思考，用境界消解内心的冲突，走出一己世界，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转向对群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关注，转化能量提升自己生命的高度，实现自我超越。我觉得看見生活的本質，就能对生活要求不多，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学会放下执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在感性生活中保持理性反思，追求有情趣有意义的生活，从容地体验人生，感谢生活的恩赐，尽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用心感悟幸福，用力创造幸福。”“用心感悟幸福”，我总结成十六字，“学会放下，悦纳自己，开放心胸，自我超越”。而且我确实比以前越来越多地感到幸福。
在我的幸福观里，仅有享受美好生活带来舒适和愉快是不够的。所以还要“用力创造幸福”。 “真正的幸福是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我敬仰马克思关于幸福的一段表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它是为大家而献身；那么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所以要让人生有意义还要用力创造幸福。我常想我能为建设幸福珠海做什么？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人们一些不适宜的观念，而我的职业恰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我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我内心一直在追求自我超越，我选择了一份需要不断创新才能自我实现的职业。我想只有抱着对真善美的追求的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感情，不把幸福建立在偶然性上，才能找到一种恒定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从而让自己从职业中获得幸福感。今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显得弥足珍贵。我认为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可以自我实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质，帮助人实现梦想的城市才是创意人才心中的“幸福之城”。
今天我们的城市在忙着制定幸福指数，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忙于进行调查问卷，这些工作都很重要，但我认为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幸福观的建构。让那些最基本体现生活意义的价值被广大的民众发自内心地认同，政府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这些价值落到实处，让相信它的人民不会失望。只有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确立了，我们才可能进一步设计我们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无论我们谈什么样的幸福观，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一个人幸福的指数是由他生存的社会环境整体上规定的，在一个物欲横流，人伦颠倒，道德败坏的环境里，不可能有个人幸福的土壤；社会提供给人们良好的发展空间，是个人幸福的重要保证。痛苦来自比较。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工作，就比不上那些投机钻营之徒？所以社会公平感是关键。没有公平客观的评价机制和利益生成机制，人心难免会失衡。利益机制失衡，导致心理失衡，行为扭曲。高风险社会中谁可以安享个人的幸福？所以对于幸福感的提升社会建设非常重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揭示了需求变化的规律，在实际的调研中也验证了这一潜在的规律。在一项影响幸福感的调查选取的19个主观指标中，"家庭和谐"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健康"和"子女教育"。"社会管理参与"对幸福影响最低。"社会管理参与"对幸福影响最低表明中国目前公民社会尚未形成的现实。从调查结果来看，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对"社会管理参与"、"政府行政"等方面均较为重视。同时，对这些因素，学历越高重视程度越高；城市规模越大，赋予的分值越高。学历低、收入低人群，在就业以及保障和提高生活水平上有更明显的要求。从社会建设的层面，社会要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需求。公民教育可以提升人们追求幸福的层次，找到更高层次的幸福感，避免出于生存本能，没有自由意志的没有选择的“剥夺性幸福感”。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基本的价值观转化成“社会发展指数”，落实到社团、媒体、教育、就业、迁徙等方面，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社会向上流动的活力，我们的幸福城市建设才不会流于形式，才真正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作者单位为珠海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