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辩证法

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辉煌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三者之间的统一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同一个过程，而不是三个相互独立、互不关涉的过程。第二，从结果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从实施来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同一项任务，要从整体上考虑和把握，从整体上推进和实施，而不是分类实施，分别推进。第四，从目标来看，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同一个追求。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内在地蕴涵着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大众化。 在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突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励精图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自然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表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的理论自觉。 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号召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更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这些宝贵的经验，突出地体现为“八个结合”的历史辩证法。 一、“坚持”与“发展”相结合：既不丢“老祖宗”，又敢于“讲新话”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在实践中产生而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时代的真理，不是终极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特定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因此它又必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则，就没有生机活力了。所以我们又不能只讲“老祖宗”，而要敢于结合新的实际“讲新话”，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英名由于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不朽，同时也由于他的后继者们的不断创新发展而永葆青春。 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坚持“老祖宗”与发展“老祖宗”相结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O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O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同时他又说：“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他强调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最新成果，既源于“老祖宗”，体现了一脉相承；又说了“新话”，体现了与时俱进，是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体。 二、“反‘左’”与“反右”相结合：既反对思想僵化，又反对自由化 思想僵化，就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左”的倾向。自由化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由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右的倾向。二者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精神的。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我们党就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的错误，在政治上吃了大亏，“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犯过“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盲目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批评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非常强调要读马列的书，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结果是“左”倾思想极度膨胀，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全党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迎来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搞“精神污染”到1986年煽动学潮，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世纪之交出现的以否定改革开放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儒化中国”等社会思潮，是自由化思潮的死灰复燃和新的表现形式。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此给予了掷地有声地回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坚称：“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历史必由之路。 建党90年来，我们党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密切注意着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不断地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排除各种干扰，谱写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宏伟篇章。 a) 三、“破旧”与“立新”相结合：既敢于突破陈规，又勇于创立新说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旧”与“立新”是对立的统一。中国共产党9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中，既敢于突破陈规，又勇于创立新说，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前进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破”，就是要突破陈规，就是要有辩证法的否定精神，敢于破除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三个解放”，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使思想与实际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论断，其中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符合实际；有些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而过时了；有些则在当时就有程度不同的错误。因此，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的或不合时宜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论断要敢于“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自我超越中与时俱进，永褒生机与活力。 “立”，就是要创立新说。就是要有科学的创新精神，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不竭动力，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敢于根据实践的发展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经在1959年与王任重的谈话中就强调指出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其理论生涯中不断超越自己。当然，创新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探索中难免会发生失误，难免会发生新旧观点的分歧、对立和冲撞，难免会出现一些真理性的“新说”被当作是“异端”，因而经常被扣上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曾经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诬蔑毛泽东思想为“狭隘经验论”；批评“两个凡是”曾经被看成是“砍旗”、“非毛化”；“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说曾经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可见，创立一种理论新说不仅需要有理论智慧，还需要有理论勇气，敢于在坚持真理过程中不断开辟发展真理的道路。 建党90年来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党既强调创立新说，又敢于突破陈规，在“立新”与“破旧”的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党如果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影响，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如果不破除苏联剥夺资产阶级的做法，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如果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不破除苏联模式，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表明，要做到“立新”与“破旧”相结合，就要坚持在肯定中看到否定，在否定中看到肯定。“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要做到科学的“破”，正确的“立”，必须坚持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科学发展标准。社会实践不断发展，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科学发展，富于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四、“批判”与“借鉴”相结合：既坚持古为今用，又坚持洋为中用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晶，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要向传统文化开放，又要向西方文化开放。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主题和历史任务。我们党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做法是：既坚持古为今用，又坚持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古为今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洋为中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正是由于坚持了上述正确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在批判借鉴中整理中国的典籍，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出新的、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新思想，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光辉的典范。有力地抵御了“全盘西化”、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始终保持着科学化、民族化的鲜明特征，始终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五、“真理”与“价值”相结合：既坚持科学精神，又体现人文关怀 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双重向度，体现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目标。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要坚持真理原则。真、善、美，“真”是前提和基础。“求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品质，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客观要求。我们提倡探索，容许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犯错误，但是理论创新的成果本身必须是科学的、严谨的。真理与谬误的原则界限不容混淆。例如，既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又如，既不能把“以人为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也不能说成是“儒家思想”。总之，离开了真理原则，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要坚持价值原则，追求善，达至美。认识真理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获取某种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党性的学说，是以追求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思想体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终极追求和价值关怀。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根本的衡量尺度，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有的人试图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旗帜下，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仅仅看作是纯学术活动，自娱自乐，甚至故弄玄虚，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是贯穿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全过程的一根红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是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凝结和结晶；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科学发展，是检验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根本标准。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体现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完美结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的辩证统一，同样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真正统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既包括真理因素，又包括价值因素；同样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高度统一，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完美结合。 六、“民族”与“世界”相结合：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坚持世界眼光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坚持“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根本要求。 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要立足中国国情，体现“民族向度”。认清中国的特殊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依据。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变，但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必须准确地把握和捕捉这种变化，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能囿于中国国情，必须坚持世界眼光，把世情纳入我们的视野，体现“世界向度”。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坚持世界眼光，科学判断国际格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时代脉搏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建党9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和中国，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在“民族”与“世界”相结合的双重向度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 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深邃的世界眼光，准确判断和把握世情与国情，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个科学的判断从根本上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国情观和时代观，使我们党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和前途。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仅仅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造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邓小平以深邃的世界眼光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阐明了在这一新形势下争得较长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大趋势，研究了世界许多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审时度势，以深邃的世界眼光观察中国和世界，坚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大视野中去观察，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抓住和用好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战略机遇，及时提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建设“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理论，充分显示了在“民族”与“世界”的双重向度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远见卓识。 七、“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既依靠集体智慧，又尊重群众创造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必须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既依靠集体智慧，又尊重群众创造，在“领导”与“群众”的紧密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本质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90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就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亦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向社会作调查，吸呐群众智慧，认真总结经验。毛泽东在谈到他的《实践论》等著作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他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他还说过：“《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1960年12月，他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稿时，还亲笔修改和加进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也曾深情地说过：“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他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又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毛泽东邓小平的精辟论述，充分说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的丰富源泉。 “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注重科学的方式方法是关键。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批评过那种不注意思想理论宣传方式的错误态度和做法，他指出：“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 20世纪50年代，在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宣传教育中，毛泽东还曾经严肃批评过那种“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的简单生硬的宣传，指出这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的说教式的宣传教育工作，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肯定了“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做细致的分析”的这种“有很强的说服力”宣传教育工作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大众化工作要尊重群众，时刻与人民群众的心相通。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相结合的过程。胡锦涛指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这是对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相互关系的科学论断。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成功的创造性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是在新形势下的光辉实践。 八、“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反对“空洞的理论”，又反对“盲目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创立时期起，所坚持的原则，所走过的路程，就是一个国情化、国际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原则和路程，从根上说，也就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路程。 当马克思主义还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马克思就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1841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就深刻分析了哲学和世界即现实的关系，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思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 他强调说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842年，他在《<科伦日报>第179号社论》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思想，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 他尖锐地批评了当年那些以“绝对批判家”自居、妄自尊大而又严重脱离实际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并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他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他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正是基于对理论必须紧密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的准确把握，马克思从现实的阶级斗争出发，从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出发，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即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为无产阶级锻造了解放的思想武器。 1938年，毛泽东在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江泽民、胡锦涛都结合新的实际反复阐述过这个基本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既反对“空洞的理论”，又反对“盲目的实践”。在我们党内，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引证斯大林的话说：“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这个论断从思想上揭露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前者表现为“空洞的理论”，后者则表现为“盲目的实践”，因而都是错误的。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针对党内理论教育工作相对薄弱的状况，组织和领导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克服了党内出现的忽视理论、忙于事务的经验主义倾向，有力地推进了开国大业。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着眼点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也就是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做到大众化。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如1963年5月，他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群众化”即大众化。在这一光辉思想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空前普及。正如李铁映在回顾新中国哲学发展50年的时候所说：“通过坚持不懈地普及宣传教育，……我国人民对哲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了解，有了普遍的提高，对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哲学对社会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在我国，哲学意识、哲学语言在人民群众中、在各行各业中的普及，已经达到了一种可观的程度，以至于从一个普通工人、市民的口里，随时都能够听到‘辩证看问题’、‘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分为二’等这样专门的哲学术语。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相比较，应该说这是我国50年来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成果，一个值得自豪的现象。”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是坚持和弘扬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学风端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损。所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