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道”与“家”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学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一个根本的目的，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并努力把握这个命运。用中国传统的术语，也可以说，一是围绕着“道”的探索、开辟，一是围绕着“家”的营造、安顿。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崛起，整个社会也呈现出较大的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初步探索并走上了一条既符合世界潮流、世界大趋势，而又适应中国现实条件的有自己特点的道路。但是在今天，如何认识这条道路，下一步如何走？这成了一个问题。并且，我们发现，许多人希望再回到传统的“家”中，或者认为这个“家”不是西方人住的那个家，而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家。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洋务运动之前，世人主要是借助中国传统的学问，理解中国遭遇的时代变迁的，这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代表。甲午海战失败之后，中国人转向以西学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出路。马克思主义最初也属于西学的范畴。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反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性质和对社会主义世界前景的预期，特别是经过列宁的选择和阐释之后，传入到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认为是一种最科学的现代理论，也是属于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理论。靠这种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的结合，中国探索并走上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让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 回忆新中国初期，许多人还似乎能感觉到那个充满朝气、生机和希望的年代。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社会方面，精神方面，中国人有了自己新的家园。新中国的路我们怎么走？一个时期，“坚持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曾成为共识。但不久，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家重工业发展目标的确立，新中国很快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又提出总路线。在大跃进前后，中国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道路。政治和文化上越来越激进、极端。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就曾搞了“三自一包”，但时间不长就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文革中更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罪状。发生十年文革就是这一左倾路线及其体制性问题的总爆发。 回顾这个阶段，中国传统的“皇帝、官僚、家族、成员”的社会结构，虽然变成了“党、国家、单位、个人”的结构，也有了相互支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一整套系统，但中国所维持的基本上仍然属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体系，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改变中国主要作为农业大国的性质。这样的一个社会在现代西方挑战与示范的双重作用下，自身已产生结构性的矛盾，在封闭的情况下，虽然通过人事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仍然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问题在于，封闭既难以做到，又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就要有大的改弦更张。而极端年代的冷战格局不可能扶持之长久。随着冷战的线束，中国也正式走上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其实是自觉地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之中，我们当然仍然要注意并从正面利用自己的现实条件和特点。 可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开辟，首先基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一般来说，社会的基本的或重大的矛盾或问题，人们会有普遍的感受，但要真正理解它，则基于一种能够反映并把握时代的理论框架。选择不同的理论框架，就会观照出不同的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任务。应当说，我们在“文革”结束之后，首先是恢复常识理性，虽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并不明确，特别是在搞了那么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一大二公”，然而，事实上却连人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但是，党的领导和普通民众，从巨大的教训中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你不管实行什么制度，不能再让老百姓贫穷下去，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纯属胡说八道。这就是常识理性的恢复。特别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理论界对“现实社会主义”问题的各种反思和批评都出来了。常识理性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足以得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让人们普遍地富起来的结论。为此，当时提出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包括“放权”、“松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建立等等。 但是，基于对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些情况的了解，中央很快就从政策性、策略性的“放权”，发展到战略性、方向性的“改革”的提出，包括设立特区，开放某些沿海城市。蕴藏在中国社会自身中的巨大的生产和致富的积极性被解放出来，这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深入的变革。这时，中央和理论界所理解的“中国问题”，己上升到社会的时代性质上，这就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尚未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优越性，而这有待于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基础上的人的交往关系的全面性和全面的制度性变革，用社会学的话说，就是必须自觉地推动“社会转型”，从农业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可以说，这是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决定发展市场经济，并提出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的深层原因。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对于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其原因了。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成功，有五个条件，一是中国人历史地形成的“脱贫致富”的文化心理，二是政治上的开明权威体制，三是经济上的廉价劳动力和外向性企业，四是大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五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贸易体系。 但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如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越来越不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并未形成；社会生活严重的庸俗化和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导致上述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一是“效率优先”与市场的逐利本性，二是官商勾结和市场的畸形化。而更深层也是更具普遍性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和传统秩序迅速瓦解，而新的体制并未建立起来，首先就是经济虽然还受到政治和行政的很大干预，但其独立性越来越强，并与世界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政治与文化则并未与之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机系统。我们对政治的理解还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垄断性，结果，权力替代了权威；对文化的理解则没有完全突破“意识形态”的范畴，仍然以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以整个民族人文教化、精神提升的需要对待文化建设，以冷战的思维看待以类相传的普遍价值，所以，我们便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的独立人格、文化心理或心理秩序、独立思考能力、自由的精神追求和责任意识的无比重要性，所以也就不可能为文化的多元取向和自由创造创造条件。这在整体上表明，我们仍然缺少现代理性意识、公共意识和开放精神。政治改革的迟滞、国企央企的垄断、官商勾结和市场畸形化条件下的庸俗化，相互利用的“人情”和“关系”造成显规则无力，潜规则盛行；而这种变质了的“人情”、“关系”文化与体制的缺陷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导致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低俗甚至腐败的巨大力量，人们身处其中，习焉不察，随波逐流，即使反感，也无能为力，致使全社会难以形成价值共识和继续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体制的缺陷，我认为就是党政仍然包办一切，而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力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理分化，让每个领域都形成自身的规则和尺度，并在相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正因为缺乏这种合理的分化，所以，整个社会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标准，就是一个单纯的GDP的增长或量化指标（——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业己表明，支撑中国发展的许多条件都己发生变化，如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滥采乱用、宜人的生存环境都已难乎为继），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兼备。——我认为，我们对于“举国体制”还是有些过于迷信，这也是市场经济不能正常发育，非政府性社会中介组织严重缺乏，公民社会迟迟不能形成的制度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的事实并未得到正面的、合理的对待。改革过程中的“打左灯向右拐”的现象，既表明中国转型期的结构性的矛盾，又说明我们在实践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实用主义”。为什么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即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结果，到了新世纪还要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精神文明步履艰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越来越难以建立起来？稍作分析即可了解，由于上述世俗性文化的问题和我们功利主义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在实际上被简化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而不是由现代价值理性主导的全面的“社会”建设和“文化”重构，所以，社会生活只能在一个物态化、消费性的层面展开。这既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原来脱贫致富的文化心理，没有向着富而好礼、富而好义的新的方向变化，反而导向升官发财和利益最大化的取向，人们的观念世界和精神境界都未得到充实、丰富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界的所谓“三俗”，官员和老板们的算卦求佛，商业的缺乏诚信和相互倾轧、世人之间的冷漠，见死不救甚至恩将仇报，教育界和学生们的功利化取向，就都是不难理解的了。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或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应当选择以下参考系：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结束，因而它在许多方面都没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即使在社会的文明方面也是如此。二是必须营造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这一精神动力和价值共识，必须在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优秀人类文明成果继承与创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合理区分与整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三是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相互转化的关系，致使中国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问题的缩影。在实践层面，还要考虑中国巨大的人口特别是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及其对整个国家发展的制约，在承包制之外，走产业化、资本化和合作社的多元发展之路，努力将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转变为椭圆式社会结构。 从哲学上看，我认为我们既不可忘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存在着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不可忽视政治，但又决不可上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等人的当，即把政治的根本问题视为区分“敌友”，这一观念其实远低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王道”理念及其“包容”“怀柔”思想。在人类各民族越来越高度依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共生”的理念主导“斗争”，而不是相反。因而，中国应当发展既符合马克思“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理念，又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的“大文化”的文化—政治哲学。任何民族都存在着一个能否和如何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双重标准的问题，虽然这不可能在短期一蹴而就。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我们必须加以提防的陷阱。 当代社会的，我们只能以“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这一新的“四方域”的相互关系，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坐标系。“道”与“家”，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转化。开道固然是为了安家，安家也是为了更好的开道与行道。道并行而不相悖，四海为家，应当成为我们的现代理念。有些学者，长期学习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到头来，感觉中国成不了西方，沿着西方人的“道”也通不向别人的“家”，于是，“游子还乡”，又回到我们的“孔孟老庄”。我认为，我们本来就不应当扔掉我们的往圣前贤，而如果我们从自己的学问走向别人的学问，那么，相互切磋、相互问道，我们当更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过来，在发现别人优长之处的同时，也更能发现别人的不足，从而激发出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创造出时代所需要的思想和理论。这样，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应当变得更为丰富，更为阔大。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重新把中与西对立起来，重新皈依我们“自家”的所谓“道统”、“文法”，那是没有出路的。我认为立足实践、取法中西、折中古今、面向未来，将“仁爱”（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中国传统仁爱的创造性转换，即追求公正平等和一视同仁）、“自由”、“公正”、“和谐”，这四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给予充分的论证，应当也能够成为我们当代的基本价值观，应当也能够成为凝聚和引导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价值，并终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初稿于2010年10月23日——11月2日，修改于2011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