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

我们说的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是指：一种表现形式——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另一种表现形式——哲学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我们认为对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与认识哲学的本质与作用，纠正在哲学上一些片面的看法，以促进哲学的发展与繁荣。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一 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以“正题”与“反题”来表达的话，那么，“正题”：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反题”：哲学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其实“正题”与“反题”是对立统一。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哲学家个人爱好形成的，而是由于哲学所反映的客观事物自身的两种特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我们以哲学高度加以概括的话，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何谓“道”？第一是指宇宙万物之“本原”（Arche）。用通俗的话说是指事物之根底，也就是中国老子说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二是指客观规律，宇宙万物都遵循一定规律发展变化，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是指事物的共性，是事物多中之“一”，变化中之“不变”。第四是指人类的精神、思想、灵魂之类的东西，这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所在。事物这种“道”，要通过人的抽象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到。 何谓“器”？“器”者具体事物之谓也。宇宙间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人世间，车水马龙，鸟语花香，均属于“器”。“器”的特点是多样性与变化性。“器”——具体事物，人通感官便可感知。 这里我们要着重讲的“道”与“器”关系，是事物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共性（一般）与个性（个别）的同一。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体现了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非常通俗地说明了这两者的关系：“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讲到思维第一个特点“能动的普遍”时指出：作为能思的主体“我”最好不过说明了这一特点。当一个人说出了“我”时，本来是特指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唯一我自己，但是事实上当你说出了“我”时，就表明了“我”是一种普遍性，是一种普遍概念。因为一切别的人和我一样都是一个我，都有一个“我”字，所以当你说出了自己是“我”时，也就同时说出了“一个完全抽象的普遍的存在，”说出了一个否定或扬弃了的任何特殊性的“我”。（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1-72页。） 本体论上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同一，反映在认识论上是感性与理性的同一。因此我们无论是对事物个性的研究，还是对事物共性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和不可缺的。当人们从事物的不同具体个性方面进行阐述时，提出的哲学理论观点，就比较接近人们日常生活，与人们经验、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容易读懂，用得上，从而显得具有大众化、通俗化与现实性的特征。而当人们从事物的抽象共性方面进行阐释时，提出的哲学理论观点，则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远离现实性，有很强的思辨性，人们不容易理解，因而显得具有专业化、抽象化和理论化的特征。可见，哲学发展两种表现的形式，是客观事物的两种性质的反映。 我们还应从人的智慧和对智慧的需要视角，阐明哲学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大家都会说哲学是智慧（爱智）之学，但对此如何理解，人们往往只停留在字面上，并未作深入的具体的分析与回答。我们认为可从两个大的层次来阐释。首先表现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上。广大群众掌握哲学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在工作中取得预期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掀起的广大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中，涌现出以李瑞环为代表的学习先进分子，就是最好的说明，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恰好说明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哲学应从哲学家课堂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武器论断的真实意义。 其次表现为对世界科学理论认识的深刻性上。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只有对事物“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的时候，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达到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我们从科学理论上理解和掌握哲学基本原理，才能提高我们践行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树立百折不饶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与信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来自他对中国社会在理论上科学的深刻的认识。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同盟军等问题，都从理论深层次作了科学分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他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了中日双方优劣之因素，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中国抗日战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科学结论，这种准确的科学的预见，坚定了中国人民必定胜利的信心。 但是在我们人群中对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却存在着片面的看法。有的人轻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的工作，在他们眼中这是从事哲学的低级劳动，没什么学术价值，甚至不屑一顾。有的人正好相反，鄙视哲学专业化、抽象化与理论化工作，认为进行纯理论抽象思辨思维，把哲学束之高阁，没有什么用处，不应提倡。这两种观点都是对哲学的实质与作用缺乏全面认识，其原因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的同一作片面理解，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事物共性离不开个性，同样，离开共性也没有个性的道理。实际上，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这两种表现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前进的。 我们不妨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学艺术的普及与提高关系问题的论述。他讲的虽然是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的辩证关系也很有启发与帮助。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在目前条件下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不能截然分开。普及工作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提高。“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的关系也是如此。哲学大众化是基础，通过哲学大众化去检验与修正哲学理论，同时通过哲学大众化的实践活动提供丰富材料与各种问题，为哲学的深入研究与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同样，哲学大众化，需要哲学专业化的理论为指导，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变化，我们认识与实践活动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要与时俱进，因此需要哲学专业工作者对实践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创造性的哲学理论，指导哲学大众化的实践活动。 哲学家、哲学工作者往往把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割裂开来，夸大一面否认另一面。或者只看到事物个性，无视事物的共性；或者只重视事物的共性，轻视事物的个性，从而出现了哲学上两派之争。中国宋明之际围绕“气在理之先”还是“理在气之先”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以张载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气在理之先”。气在浮升，动之性为阳性；气之沉降，静之性为阴性。气受阳性影响，就浮升，受阴性影响，就沉降，这就使得气处于永远聚散之中，气聚形成各种事物，气散使事物消亡。但张载以“气”产生事物的看法，无法解释宇宙间事物有不同种类，于是出现了以程（颐）朱（熹）为代表一派，提出 “理在气之先”的看法。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是由于“气”遵循不同“理”而产生的，花之为花是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之为叶是因为气聚时叫遵循叶之“理”。“理”是形而上之“道”，具体事物是形而下之“器”。“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95）此物只所以成为此物，是因为此物存在之前，已有此物之“理”。例如在发明舟、车之前就已有舟、车之“理”，所以发明舟、车，不过是人们按此“理”造成舟、车而已。 正因为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各自反映了事物的一个侧面，一个片面，因而他们的哲学理论只是一种片面真理。这样在哲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出它的特点与规律，这就是一种哲学发展表现形式到一定阶段必为另一种哲学发展表现形式所取代或否定，形成了哲学发展表现形式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得到充分证明。 二 苏格拉底哲学是古希腊时代哲学发展第一种表现形式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他是哲学大众化的始祖。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带到家庭中和市场上，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转引自[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3页。）黑格尔也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人们每每都如此了解(看来是如此)，好象最好的最真的哲学就是荼余酒后的哲学（成为家庭常务的药品，因而非常适合人们的日常观念），这种哲学可以供我们与亲朋好友谈论正义等等，以及天南地北的见闻，和日常生活里的真理，而不深入天际的深处——或意识的深处。”（[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3页。）苏格拉底的哲学，不是“闭门造车”，不是课堂的“独白”，而是从哲学家“象牙之塔”走出来到人群中去，他在雅典街头巷尾、竞技场和市场上，其周围常簇拥许多群众特别青年人，进行谈话、讨论或辩论，中心内容是民间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诸如：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正义、非正义之等等。试图通过讨论、辩论引出普遍定义。这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术，又称“接生术”。苏格拉底反对哲学脱离实际的空谈。“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决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不像柏拉图那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世间事务。”（[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页。）他与人们谈话的问题，实际上是直接针砭时弊的，这正是他被当时希腊民主派统治者指控为煽动和毒化青年的原因所在。苏格拉底哲学的实践性，不只是言传，还表现在身教，他以俭朴、刚健、正直、英勇以及视死如归的高尚人格，在雅典当众面前树立了一种道德典范。 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推柏拉图哲学，他的哲学引向学园内的研究，是哲学专业化和抽象理论化的典型的代表。黑格尔指出：“柏拉图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领域里。”（[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2页。）这里只举两例足以说明。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普通、一般的永恒不变以概念是具体事物的本质或共同本性，并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理念论”。认为“理念”构成的理念世界，是唯一的真实世界；我们感官所感知的具体事物组成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现象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他提出“分有”说（participation）和摹仿（initation）。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分有”理念的结果，例如一件东西所以是美是因为“分有”美的理念的结果。究竟是怎样“分有”，柏拉图的论述十分思辨、晦涩，甚至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再看看柏拉图晚期最重要著作《巴门尼德篇》。柏拉图晚期为了修正“理念论”的问题，即具体事物与“理念”相分离的问题，创立了概念辩证法。《巴门尼德篇》是他概念辩证法著名杰作，同时又是最抽象思辨难以理解的著作。我国著名哲学家陈康指出：“柏拉图的著作几乎每一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人对这篇‘谈话’有两个不同态度：一即努力猜这个谜，一即认它是个谜而畏缩。猜谜的工作始自新柏拉图派，经过一千数百年至今尚无人猜透。畏缩不前的人呢，他们几乎对这篇‘谈话’不能卒读。”（[古希腊]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陈康翻译这篇“谈话”时，作了详细注释，注释为译文九倍，由此地可见“谈话”之深奥难懂！这篇“谈话”讨论的一个“纯哲学”问题：相反的“相”（概念）什么条件下彼此相结合，什么条件下彼此相分离。其推理过程是以“一”的各种情况而开展：“如果一是”，“如果一不是”，各作出四种假设。陈康译文注释中对八组的假设作了详尽论述。比《巴曼尼得斯篇》稍晚的一篇对话《智者篇》，提出三对“最普通的种”：存在，非存在；动，静；同，异。并且详细论证了它们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结合的问题。这种论证被称为“通种论”。无论是《巴曼尼得斯篇》，还是《智者篇》，柏拉图阐释的概念辩证法，不仅在一般读者眼里是“天书”不敢问津，就是专门从事西方哲学的人仔细理解起来也是十分头痛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名言，充分表现了他对柏拉图哲学的态度。亚里士多德首先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念论最大的错误是“理念”与具体事物相分离。认为没有具体的桌子就没有“桌子”理念，即个别先于一般而存在。他“常常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上而作哲学思考，而不谈绝对者、普通者、神是什么；他总是从个别进到个别。”（[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87页。）（黑格尔这段话只说对了一半，即亚氏从个别、特殊的东西出发思考哲学问题，但他并不是不谈普通性。）《动物志》英文译者汤普逊（D、W Thompson）在“译序”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为了对自然进行考察，收集和分析大量经验事实作出理论结论，从而修正了柏拉图原来那种主要出于抽象思辨甚至带有某些诗意的自然常说，因此亚里士多德哲学比柏拉图哲学更带有浑厚的经验论成分。”（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所以康德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经验主义首领，柏拉图是理性主义首领，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种否定。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活动通常是每天上午率领一些有学问的朋友和学生一道漫步，讨论一些深刻的学术问题，称为akroterion,可以译为深奥的或秘传学说；下午则在柱廊对广大初学者和旁听者公开演讲，称为exoterikos，可译为通俗的或公开的学说。他们著作也可以分为两类，策勒认为《论题篇》和《政治学》等属于exoterikos，而《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则属于akroterion。也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生前写定并公开发表的著作属于exoterikos，而他生前留下来未曾公开的那些讲稿经后人编纂成书的那些著作属于akroterion。现在要确定哪些著作属于exoterikos，那些著作属于akroterion是困难的。”（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的确要划分亚里士多德哪些著作是通俗大众化的，哪些著作是深奥专业化的，是困难的；但从其哲学内容来看两者兼而有之，这也确定无疑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哲学发展表现形式而言，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方面是对柏拉图哲学的否定，回复到苏格拉底的哲学；但另一方面，他的哲学又不是简单的回复，因为他的哲学同样包含了深奥抽象、思辨纯理论化的内容。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前两种哲学表现形式的“合题”，即否定之否定。 三 弗•培根是近代经验论开创者，也是近代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和现实化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可以借用西塞罗形容苏格拉底的话来形容培根：他把哲学理论从天上带到了世间的事物里，带到了人们的家里。”（[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0页。）黑格尔这个评论是确切的。培根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阅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他既不喜欢柏拉图抽象思辨的理论，也不喜欢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方法上用于辩论，而不能解决人们生活中实际问题。《培根论说文集》以亲身经历与体会，广泛讨论人生问题，文字优美，语言通俗，内容充满人生哲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论学问》一文中写道：“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幽居养静；装饰上学问底用处是辞令；在长才学问底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善辩。”（[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9、180页。） 罗素指出：“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之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页）培根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就是如此，写作形式是语录式的，简单明了，也很实用。该书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Rnowleg and power is unitg）已为广大群众所引用。培根是近代归纳法创始人，他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并作了生动的比喻；狭隘经验者好像蚂蚁，只会采集材料，不会加以消化；理性主义者好比蜘蛛只会吐丝结网。真正哲学家要象蜜蜂那样，既会在田野中采集材料，又会用自己能力加工消化。（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页。）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是继弗•培根之后近代哲学发展第一种表现形式的哲学家。狄德罗指出：“要使哲学在俗人眼中成为真正可尊重的，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这就是为他指出哲学伴随着效用。”（《狄德罗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3页。）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宗教神学，成为战斗唯物论和无神论。列宁说：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虽然有不少不科学和幼稚的地方，但他们“新写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那时盛行的僧侣主义。”并指出：“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地传播。”（《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648页。） 在《达朗贝和狄德罗谈话》中狄德罗为了论证物质第一性、人的意识是物质派生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用了许多生动、通俗的例子。他说：鸡蛋原来是没有感觉的物质，但由于受到温度和运动的影响，它就慢慢成为小鸡，便由只有迟钝感受性过渡到有活跃感受性的东西，人的意识就是从活跃感受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最后宣称：“我们就是拿这个蛋来推翻一切神学学派和地球上的一切神庙。”（《狄德罗哲学选集》，第127页。）狄德罗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他形象地把人比作一架赋有感觉能力和记忆能力的“钢琴”，人的感觉是“键盘”，只有外界事物去弹它时，才能发生音响，即产生感觉。他抨击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像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钢琴，宇宙全部和谐都发生在他身上。”（《狄德罗哲学选集》，第130页） 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目的是为了汇集分散各种知识，并以通俗语言传播科学知识，反对愚昧，为了子孙后代更有知识，更有道德和更加幸福，故他被称为现代“普罗米修斯”。在编纂工作中，历尽艰辛，经受迫害，不屈不挠。恩格斯称他为坚持真理而贡献一生的战士。 近代哲学发展第二种表现形式，毫无疑义是德国古典哲学两位代表人物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哲学中抽象思辨和深奥难懂是大家公认的。首先他们构建出哲学体系时创造了许多 名词术语令人难以理解。这里先列举康德哲学中几个哲学术语： 先验（Transcendental）。康德是第一位把先验与超验（Transcendent）区别开来的哲学家。他说的先验（知识）虽然不是来自经验，但又不是完全在经验之外或先于经验的，并且又是对经验有效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先验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大部分是讲“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 先天（a priori）。康德认为先天知识并不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天赋观念”。“先天”形式（先天时空、先天范畴）是构造普通必然性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没有“先天”形式条件，一切普通必然性有效知识无从谈起。 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又译为“物自体”）。自在之物与现象（Phanomena）是构造其哲学体系的两位重要概念。他认为人们只知道自在之物的存在，但永远无法认识，我们认识到的只是自在之物的现象，即当它作用于我们感官时所产生的表象。 黑格尔说：“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由于他表述形式散漫、冗长和特有的术语而加重了困难。”（[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0页。）其实黑格尔自己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下面我们也列举黑格尔独创的几个哲学术语： 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绝对精神”在黑格尔著作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绝对精神是指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独立存在的某种宇宙精神，是宇宙万物的内在推动力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过是它运动中外在表现。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先于世界而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狭义的绝对精神是指精神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即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 绝对理念（absoluter Idee）。绝对理念是指其哲学体系的逻辑阶段发展过程中最后一个阶段，是最丰富最具体的概念，在这里一切对立矛盾都达到统一，作为逻辑阶段的发展也终止，这样，绝对精神要“外化”为自然界。罗素指出：“黑格尔哲学非常艰深，我想在所有大哲学家中他可说是最难懂的了。”“定义‘绝对理念’的实际原话非常晦涩。”“德文原文更难懂。”（德文定义是：“Der Begriff der Idee,denc die Idee als solche der Gegenstand dem das Objekt sie ist。”）（[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之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6、281页。） 客观思想。这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哲学研究对象是“大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思想本身；一是精神、思想的表现，即存在或物质。整个宇宙是两者的统一，所以客观思想最能表达真理，成为哲学研究对象。从狭义层次说，客观思想是事物的本质与核心。 其次，康德、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构建了最庞大、缜密的思辨哲学体系。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构成真善美的哲学体系，约一百万字。黑格尔哲学体系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组成，其数字更多。康德、黑格尔哲学，不仅体系庞大、数字多，而且内容十分抽象思辨，晦涩难懂，难怪一般读者望而却步。但是他们的哲学却蕴芷着丰富的人类宝贵思想。康德是哲学史上第一论证了人的主体性思想，被誉为“哥白尼革命。”黑格尔哲学只要我们不停留在他体系面前，而是深入到哲学大厦里面去，就会发现无数珍宝——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清除其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内容，使哲学理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公开宣称：在未来人类解放事来中，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世界观，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同德国古典哲学家把革命火花隐芷在“迁腐晦涩”和“笨拙枯燥”的词句里面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否定，回复到十八世纪法国战斗无神论和唯物论。马克思有句名言：“过去哲学家在于说明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无论在科学性还是在实践性上，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无法比拟的，因此又是对法国战斗唯物论更高基础上的回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民群众得以解放的思想武器，它要求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 ，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其基本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高不可攀的，而是通俗易懂、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掌握的。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例如《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哲学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每篇都凝结类智慧的结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其中高度抽象理性思辨和蕴涵的深刻哲理，需要我们下苦功夫，认真深入钻研，才对领会和掌握其精髓。更不用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经典《资本论》了。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发展两种表现形式的高度结合、完美的结合。 参考文献：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古希腊]柏拉图：《巴门尼德篇》，陈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汪子蒿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之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法]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two ways Yang Shouk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re in two ways: Popular philosopher,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philosophy and reality of professional, abstract and theoretical. This is a common objective things, personality and a reflection on the epistemological .Some philosophers focus from the individual aspect of things to explain philosophy, Some philosophers from the area to describe things in commo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No matter what kind of manifes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re only one-sided truth, so creating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ositive, negative, ne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law. [Key words] philosophy; forms; popular; specialization; personality; common